5月16日，下午。

    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，3号法庭。

    一场庭审即将结束。

    这是一起过失杀人案件，被告醉酒后与邻居发生争执，将邻居从楼上推下去，导致邻居抢救无效死亡。

    在贝泽隆法官的努力下，被告获得了被害人家人的谅解，刑期也从二十五年降低到了七年。

    贝泽隆法官宣读了对被告的判决，正在就此次庭审案件做最后的总结：

    “残酷的刑罚从未使人改邪归正，只会在灵魂深处烙下恐惧。”

    “本庭的职责不仅仅是惩罚，更是修复。法律的力量不仅在于其严厉，更在于其能引导迷途者重返正途，能抚平创伤，能让社区重新愈合。”

    “一个冰冷的、长达二十五年的刑期，能否让死者复生？”

    “能否让生者释怀？“

    贝泽隆法官目光在陪审席上一次掠过：

    “不能！”

    “但今天，被告真诚的悔悟和受害者家属令人动容的宽恕，却真正做到了法律难以做到的事情——它带来了和平。”

    贝泽隆法官看向被害人的家人，语气越发悲悯：

    “此案告诉我们，司法的目的应该是‘修复’而非‘报复’。”

    “本案中的七年刑期，是对其过错的必要惩戒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为一个家庭的和解与一个人的重生，留下了可能的空间。”

    他看向被告，目光中充满了怜悯：

    “七年的刑期不是对你的惩罚，而是给你反思的时间。”

    “希望你能在这七年时间里好好反思，想清楚自己所做所为究竟对他人造成多少伤害，出来以后该如何进行弥补。”

    被告低着头，一脸沉痛。

    被害人家人相互搀扶着，不停流着泪。

    贝泽隆法官的判决书一向以文学性表达闻名，自由派媒体称其为“法庭诗人“，保守派则批评其“将法哲学凌驾于法律文本“。

    不管批评还是赞美，贝泽隆法官的判决书一向具有浓烈的个人风格，极具辨识度。

    他凝视着被告数秒后，敲响法槌，宣布庭审结束。

    被害人的家人们拥抱在一起，痛哭流涕。

    被告与家人们也拥抱在一起，喜极而泣。

    旁听席，陪审席纷纷起立，看着抱在一起的两伙人，议论纷纷。

    贝泽隆法官微微驻足，满意地点点头，收拾好水杯跟笔记本，返回内庭办公室。

    此时正好距离下班时间还有不到半小时。

    回到办公室，贝泽隆法官坐在椅子上，回忆了一下庭审的全过程，思考着该如何将这个案子操作成典型案例进行宣传。

    他助手叫进来，将本案的判决书副本及案卷交给助手。

    无需贝泽隆法官开口，助手已经领会他的意思，点点头拿着文件离开了办公室。

    助手会将案件细节透露给《华盛顿邮报》跟《纽约时报》等友好媒体的司法专栏记者跟自由派评论家。

    媒体将聚焦于庭审中感人的细节：诸如被告的忏悔瞬间，被害者母亲擦着眼泪说“我原谅你了”的对话，贝泽隆法官充满“人文关怀”的引导等等，汇聚成一篇篇关于“司法人性化”的感人故事。

    这种事他们已经做过不止一次，助手早已轻车熟路。

    贝泽隆法官又整理了一下文件，看看时间，脱掉法官袍，准备换常服，下班回家。

    办公室的门被敲响，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了进来。

    贝泽隆法官认识来人，中年人是一名刑事律师。

    这些经常开庭的律师，法官们大多都认识。

    刚结束一起案件，贝泽隆法官心情不错。

    他放下手中的文件包，看了看时间，重新坐下，笑着提醒中年律师：“你还有五分钟时间。”

    中年律师直接掏出一份文件递给贝泽隆法官，进入正题。

    他是来跟贝泽隆法官讨论代理的一起案件的。

    众所周知，贝泽隆法官对被告一向宽容。

    中年律师希望提出一项动议，将检察官提交的一份重要证据排除在外。

    贝泽隆法官认真听取了中年律师的意见，仔细思考后告诉中年律师，他需要听听检察官那边是什么看法。

    中年律师向贝泽隆法官道谢，起身离开。

    贝泽隆法官看了眼时间，正好是下班时间。

    他换好外套，正准备离开，助手走了进来。

    助手手中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文件袋。

    文件袋上标明是交给贝泽隆法官的。

    贝泽隆法官接过文件袋打开，从里面抽出几张照片。

    他扫了一眼照片，脸色阴沉下来。

    他将照片塞了回去，看向助手：

    “哪儿来的？”

    助手指了指外面。

    文件袋是在他桌上发现的。

    刚刚从贝泽隆法官办公室出去后，眼见离下班还有十几分钟，他准备整理一下桌面，就从乱糟糟的桌子上发现了这个文件袋。

    贝泽隆法官又问他：

    “这里面的东西你都看了？”

    贝泽隆法官是个富有争议性的法官，他的信都会经由助手检查，确认没有危险后才会交到他手中。

    助手迟疑了一下，点点头。

    贝泽隆法官盯着助手看了一会儿，冲他挥了挥手。

    他随意地将文件袋塞进文件包里，浑不在意地照常下班。

    好像那只是一封再普通不过的，来自某个他判决过的案件的被害人家属的恐吓信而已。

    贝泽隆法官步伐沉稳，微笑着跟同事们打招呼，一路来到停车场，开车离开法院。

    他没有回家，而是一路将车开到波托马克河边。

    贝泽隆法官坐在车里，盯着前方波光粼粼的河面发了会儿呆，从文件包里拿出文件袋打开，将里面的照片拿出来，逐一翻看。

    照片的背景不断变换，有的是在车里，有的是在餐厅里，也有的是在河边。

    照片里不同年龄的贝泽隆法官正在跟一位位不同的律师握手。

    这些律师都是在他法庭上出现过的，代理被告的律师。

    最后一张，是贝泽隆法官跟亨利·汤普森的律师汤姆私下会面的照片。

    贝泽隆法官沉默着将照片翻完，又把照片塞回文件袋里。

    发动汽车，朝乔治敦而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