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伯温一番话，如同在朱元璋耳边敲响了一口沉重的古钟，余音嗡嗡，震得他心神摇曳。

    暖阁里安静得能听见银丝炭偶尔爆开的轻响。

    朱元璋背着手，在地毯上来回踱步，那明黄色的袍角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摆动，像极了此刻他心中摇摆不定的思绪。

    刘伯温静静地站在一旁，不再言语。

    他知道，该说的、能说的，他已经说尽了。

    剩下的，需要这位心思比海深的皇帝自己慢慢咀嚼、消化，最终做出决断。

    他这番“离经叛道”的言论，无异于在朱元璋坚守多年的治国理念堤坝上，狠狠凿开了一道口子。

    是堵上，还是顺势疏导，乃至改道易辙，全在皇帝一念之间。

    朱元璋的脚步越来越慢，最终停在了那幅巨大的大明疆域图前。

    目光落在西北那片，广袤而此刻在他心中正承受苦难的土地上。

    他仿佛能透过地图，看到风沙中蜷缩的灾民，听到孩童虚弱的啼哭。

    那熟悉的、混合着无力与焦灼的刺痛感，再次攥紧了他的心脏。

    刘伯温说得对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

    朝廷的调粮流程，他比谁都清楚，层层报批，征发民夫，组织运输，沿途损耗，关卡查验……

    等粮食真的运到陕甘，恐怕已是两三个月后。

    到那时，还能剩下多少活人？

    而陈寒那小子歪理邪说般的“市价贩粮”、“重利驱商”，虽然听起来刺耳无比，冰冷残酷，却像一把快刀，直指问题的核心——如何以最快的速度，让粮食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。

    “难道……真是咱想错了？”朱元璋无意识地喃喃出声，“难道这救灾……真得像打仗一样，不能光讲仁义，还得讲……讲手段？甚至……讲算计？”

    他缓缓转过身，眼神复杂地看向刘伯温。

    这位老臣脸上依旧平静，但那双睿智的眼睛里，闪烁着一种近乎笃定的光芒，仿佛早已看穿了朱元璋内心的挣扎。

    刘伯温见皇帝神色松动，知道火候已到。

    他再次躬身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推动决策的清晰力量：“陛下，您心中所虑，无非是此法有违圣贤之道，恐损朝廷颜面，更怕商人无德，哄抬物价，反害了灾民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抬眼迎上朱元璋审视的目光，话锋巧妙一转：“然，非常之时，当行非常之法。陛下当年于鄱阳湖决战陈友谅，可曾因‘仁义’之名，而坐视战机流逝？”

    “治国如用兵，庙堂之上是王道，是堂堂之阵；而应对此等突发巨灾，便需一些‘奇谋’，一些能迅速见效的‘旁门左道’。”

    “只要最终目的，是为了救更多黎民，是为了江山稳固，手段……或许可以商榷。”

    他巧妙地用朱元璋最得意的军事成就来做类比，一下就说到了皇帝心坎里。

    是啊，打天下的时候，什么诈降、埋伏、断粮道，只要能赢，什么手段没用过？

    怎么到了治天下，救灾民，反而束手束脚起来了？

    朱元璋脸上的犹豫之色更浓，他摩挲着下巴上硬挺的短须，眼中光芒闪烁不定。

    刘伯温趁热打铁，上前半步，语气变得更加务实，甚至带着点怂恿：“陛下，您心中既有疑虑，何不……以此事为验，亲自看看那位‘小友’所言，究竟是荒谬绝伦的歪理，还是……或许真的行之有效的‘奇策’？”

    “嗯？”朱元璋挑眉，“如何验？”

    “眼下朝廷从江南调拨的第一批粮草，筹备装船至少还需十日。”刘伯温快速说道，“这十日，便是窗口。陛下可密令亲军都尉府，自京师起，沿通往陕甘的主要官道、水路，悄然散布消息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消息？”

    “就说……”刘伯温眼中精光一闪，“朝廷体恤商贾运粮艰辛，为尽快纾解陕甘粮荒，特颁临时敕令：凡运粮至陕甘灾区售卖之商旅，只要所售粮价不超过……嗯，不超过‘一两银子两石米’之限，沿途关隘予以便利，地方官府不得以任何名义强行征购、压价，并派兵保护主要商道安全，严惩匪患。”

    “唯有一条，敢有趁乱哄抬物价，超过此限者，一经查实，货物充公，主犯严惩不贷！”

    他特意强调了“不超过一两银子两石米”这个上限。

    这个价格，在平常年景的陕甘，算是略高，但在大灾之年，若真有商人能把粮食运过去，按这个价卖，已是暴利。

    而设置这个上限，既是给朱元璋一个“防止奸商无度”的心理安慰，也是给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和框架。

    朱元璋听完，眉头立刻拧成了疙瘩，几乎是脱口而出：“一两银子两石？先生，你这价……定得是不是太高了？灾区百姓哪里买得起？这不成纵容奸商了吗？依咱看，顶多……顶多一两银子三石！不，四石！”

    他骨子里对商人趁灾抬价的深深不信任和厌恶，再次冒头。

    在他看来，能允许商人卖粮已是“让步”，价格必须压得越低越好。

    刘伯温心中暗叹，知道这才是最难逾越的一关。

    但他早有准备，不慌不忙，脸上露出那种“陛下您还是太仁厚”的无奈笑容，语气却更加恳切：

    “陛下，您这是以应天府、太平年景的米价，去揣度陕甘灾区，生死关头的粮价啊。”

    “您想想，从山西、河南乃至更远地方将粮食运到陕甘，千里迢迢，车马劳顿，人吃马嚼，损耗几何？”

    “沿途税卡、匪患风险又几何？若没有数倍的利润，哪个商人肯冒这个险？他们在家乡安稳卖粮不好吗？”

    他见朱元璋脸色依旧不豫，便换了个角度：“再者，陛下，您设定这个上限，并非要求所有商人都必须按这个价卖。”

    “它更像一个锚，一个标杆。有朝廷背书这个价格，那些原本想把粮价炒到一两银子一石甚至更高的贪婪之辈，便不敢太过放肆。”

    “而更多的商人，为了尽快脱手回笼资金，避免粮食积压霉变，或者为了抢占市场，他们实际的售价，很可能会低于这个上限！”

    刘伯温以洞悉市场的冷静的姿态道：“商人逐利，亦知竞争。当十个、百个粮商都涌向灾区，他们带来的粮食堆积如山时，为了最先卖掉自己的货，降价将是必然之举。”

    “到时，别说一两银子两石，说不定会出现一两银子三石、四石的局面！”

    “而这，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。粮食充足，价格自然回落。我们设定上限，是防恶；而市场竞争，才是惠民的关键。”

    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