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远县城的傍晚，比张家沟村多了几分喧嚣和杂乱。老方换上了一身更显市井气的夹克衫，混迹在县城中心广场周边的人流中。他的目标，是寻找张耀祖。根据村民提供的模糊线索—— “在县里跟人瞎混”、“常去网吧和台球厅”—— 老方将搜索范围锁定在几家年轻人聚集的娱乐场所。

    很快，在一家烟雾缭绕、充斥着廉价香烟和泡面味道的网吧角落里，老方发现了目标。一个穿着仿冒名牌运动服、头发用发胶抓得略显夸张的年轻男子，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，嘴里叼着烟，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，沉浸在网络游戏的世界里。他的面容与张艳红有几分依稀的相似，但眉宇间却多了几分被宠溺出的浮躁和长期熬夜留下的虚浮。这就是张耀祖。

    老方没有立刻接近，而是在不远处开了台机器，假装上网，暗中观察。张耀祖打游戏的情绪起伏很大，赢了就用力拍桌子叫好，输了就骂骂咧咧，对着麦克风抱怨队友。他手边放着一瓶廉价饮料和吃剩的零食袋，显然已经在这里呆了不短时间。期间，他接了一个电话，语气很不耐烦：“催什么催！知道了！……钱？钱哪有那么好挣！等着！” 挂断电话后，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狠狠吸了口烟，又投入到游戏中，仿佛想用虚拟世界的厮杀来逃避现实的烦恼。

    接下来的几天，老方通过多种渠道，逐渐拼凑出张耀祖在县城的生活轨迹和真实状况。

    “混日子”的县城青年

    张耀祖并没有一份正式稳定的工作。他所谓的“跟朋友做生意”，在老方的核实下，真相是偶尔帮一个开小卖部的远房亲戚拉拉货、看看店，收入极不稳定且微薄。更多的时候，他是在县城里游荡，泡网吧，打台球，和一群同样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喝酒吹牛。他讲究“派头”，抽的烟、喝的酒都要有点牌子（尽管是低档货），手机也要用最新款的（很可能是父母咬牙给买的或者是网贷分期），维持着一种与其实际经济能力严重不符的、虚浮的“面子”。

    一位曾与张耀祖有过短暂接触的台球厅老板，对老方（伪装成来找人办事的远房亲戚）摇头道：“那小张啊，眼高手低！总想着干大事，挣快钱，可又吃不了苦。前阵子说跟人合伙倒卖二手手机，让人给坑了，本钱都赔进去了。回家估计又跟他妈哭穷去了。”

    老方也核实到，张耀祖确实欠了一些小额债务，有来自朋友的，也有来自非正规网贷平台的，金额不大，但利滚利也让他颇为头疼，这或许是他时常烦躁、以及电话里被人催促的原因。

    被“捧杀”的成长轨迹

    通过走访张耀祖初中时期的老师（已退休）和部分还有联系的同学，老方还原了他的成长经历。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，自小就被王桂花视为心头肉、命根子。张建国性格懦弱，更是不敢管教。

    “张耀祖小时候挺聪明的，就是被家里惯坏了。”一位退休老教师回忆道，“他妈护得厉害，一点重活不让干，学习不好也从不批评，总说‘我儿子以后是干大事的’。在学校惹了事，他妈不是来道歉教育，反而是来学校闹，说别人欺负她儿子。这么一来二去，孩子就废了。”

    初中毕业后，张耀祖说什么也不肯再读书，王桂花也就由着他。之后几年，他换过不少工作：餐馆学徒嫌累，工厂上班嫌枯燥不自由，卖保险嫌丢人……高不成低不就，最终就成了现在这样在县城“混着”的状态。

    沉重的“期望”与扭曲的依赖

    然而，这种“混着”的状态，并非没有压力。相反，一种巨大的、扭曲的期望始终笼罩着张耀祖。王桂花将全部的家庭希望和未来寄托在他身上，尤其是“娶妻生子、传宗接代”这件大事上。

    在县城一家小餐馆里，老方“偶遇”了正和一个朋友喝酒抱怨的张耀祖。几杯酒下肚，张耀祖的话多了起来。

    “我妈天天催！催命一样！”他红着脸，声音带着怨气，“好像我立马就能变出个媳妇，变出套房子来！她也不看看现在彩礼啥价？县城房子啥价？把我卖了也买不起！”

    他那朋友嗤笑一声：“你妈不是指望你妹嘛？听说去南边大城市了，挣大钱了吧？”

    张耀祖的表情变得有些复杂，既有种理所当然的依赖，又夹杂着一丝被戳到痛处的难堪：“她？一个丫头片子能挣多少？……不过，要是真能找个有钱人家，说不定……啧，再说吧。”他挥挥手，似乎不愿多谈，又灌了一口酒，语气重新变得愤世嫉俗，“这世道，没钱啥都别想！老子要是生在那有钱人家……”

    老方冷静地观察着。张耀祖的压力是真实的，他渴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（房子、妻子、面子），但却缺乏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任何品质：毅力、责任感、吃苦精神。他将困境归咎于外部环境（世道、房价），并将解决困境的希望，潜移默化地、甚至理所当然地，寄托在了家庭索取（父母微薄的积蓄）和妹妹未来的“贡献”上。这种依赖心理，与王桂花长期以来的灌输和溺爱密不可分。

    家庭内部的“特权”与空虚

    在张家，张耀祖享受着事实上的“特权”。最好的饭菜总是先给他，家里有限的资源优先满足他的需求（哪怕是不合理的）。王桂花会偷偷塞钱给他，同时叮嘱他“别让你爸知道”。张建国对儿子的不成器虽有不满，但也不敢多说什么，偶尔说一句，就会被王桂花厉声堵回去：“我儿子怎么了？轮不到你说！”

    然而，这种“特权”并未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或自信，反而滋养了他的惰性和理所当然的心态。他对父母的付出缺乏感恩，对妹妹的牺牲视为应当。他的内心是空虚和焦虑的，只能用表面的嚣张和虚浮的消费来掩饰。他是家庭重男轻女观念的最大受益者，同时也是这种畸形价值观塑造出的悲剧产物，被高高捧起，却无力飞翔，最终可能摔得更重。

    报告结论：被畸形期待压垮的“继承者”

    老方的报告对张耀祖的剖析一针见血：

    “目标人物张耀祖，是在极度溺爱和扭曲期望下成长起来的‘失败继承者’。性格特征：好逸恶劳，眼高手低，缺乏责任感和同理心，具有显著的依赖心理和抱怨型人格。面临的主要压力来自家庭（尤其是母亲）对其‘成家立业’的传统期望与自身能力严重不足之间的巨大矛盾。其应对方式趋于消极：逃避（沉迷网络）、抱怨、将责任外归因、以及将解决压力的期望转嫁于家庭其他成员（尤其是妹妹）的牺牲与奉献上。是原生家庭畸形价值观的核心体现者和既得利益者，同时也是该价值观的受害者，缺乏独立生存和发展的真正能力。其对妹妹张艳红可能存在复杂的心理：既视其付出为理所当然，又可能在特定情境下（如妹妹可能取得超出其预期的成功时）产生嫉妒与失衡感。”

    这份报告呈现出的张耀祖形象，让韩丽梅的眉头蹙得更紧。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甚至厌恶的角色，他的存在，本身就是对张艳红生存环境的进一步注解。在那个家庭里，有一个压榨她的母亲，一个沉默不作为的父亲，还有一个将她视为潜在索取对象的哥哥。张艳红所承受的，是一种结构性的、全方位的压力。

    韩丽梅几乎可以想象，张艳红南下打工，背后必然有着为哥哥筹集彩礼、买房等家庭诉求的巨大阴影。那个女孩肩上背负的，远不止她个人的生存和梦想，更有一个家庭扭曲的期望和一个不成器兄长的未来。

    这让她对张艳红在面试中表现出的那种沉重感和眼底的倔强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。那不仅仅是一个底层女孩面对繁华世界的紧张，更是一个长期背负家庭重压的人，试图挣脱枷锁时，那种混合着恐惧与不甘的复杂心态。

    家族的索取，如同一个无形的漩涡，而身处漩涡中心的张艳红，她的挣扎与抉择，将直接决定她是被彻底吞噬，还是能艰难地游向彼岸。韩丽梅合上报告，目光投向窗外南国的璀璨灯火。那个北方小县城里上演的家庭悲剧，似乎与这里的繁华毫不相干，却又因为一个女孩的南下，而产生了一种微妙而残酷的联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