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江北的车驶进罗刹县城时，初冬的冷雾正裹着街边的梧桐叶打转。作为西南省历史文化名城的新任县委书记，他此番赴任，怀揣的是深耕基层、纾解民困的一腔热忱，可车轮碾过县城坑洼的柏油路，他望见的却是沿街商铺门楣上蔫耷耷的灯笼，和行人脸上掩不住的疲惫。

    到任当晚，县委办张罗了一场接风宴，作陪的都是县里的处级干部和各乡镇党委书记，教育系统只有教育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列席，校长层级的干部根本没资格踏入宴会厅的门。

    酒过三巡，黄江北话锋一转，聊到了教育民生，“罗刹是历史文化名城，教育根基得扎牢，师资配置、校园管理这些事，各位得多上心。”

    这话音刚落，酒桌上的气氛就冷了半截。教育局局长端着酒杯的手顿了顿，干笑两声，扯着嗓子说：“黄书记放心，咱们县的升学率年年攀升，各项指标都走在全市前列！”分管教育的副县长跟着附和，可眼神却一个劲地往桌下瞟，被黄江北追问师资流动情况时，更是支支吾吾，话锋仓促转到了“教师队伍作风建设”上。

    宴席散场时，黄江北刚走到酒店门口，就被一个缩着脖子的中年人拦住了去路。对方看着四十出头，穿着洗得发白的夹克，手里攥着个牛皮纸信封，见了黄江北就往旁边的阴影里躲，声音压得极低：“黄书记，我是城郊中学的校长……我知道我没资格来赴宴，可这事，我实在是憋不住了。”

    没等黄江北开口，那人就往他手里塞了张皱巴巴的纸条，转身就钻进了夜色里。黄江北展开纸条，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刺得他眼仁发疼：“老师不敢说话，学生不敢喘气。”

    这反常的讳莫如深，让黄江北心里咯噔一下，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。

    第二天一早，黄江北没去县委办公室，反而径直去了县信访局。信访办主任见新任书记亲自到访，愣了半晌，才犹犹豫豫地从抽屉最底层抱出一沓厚厚的匿名举报信。“这些都是教育系统的来信，没署名，也没具体线索，我们……”

    黄江北摆摆手，拿起最上面的一封，信封上连邮票都没贴，显然是有人亲自送到信访局门口的。信里的字迹同样颤抖，写的是城郊中学一位老教师的遭遇：想调去县城陪读高三的女儿，校长开口就要两万块“协调费”，交了钱签了字，教育局卡一道，县里分管部门再卡一道，层层扒皮后，调动的事还是石沉大海。

    后面的信，内容更是触目惊心：农村教师周末强制住校，不遵守就通报扣绩效；学生课间十五分钟被挤占背书，中午不准睡觉；上课不能即兴发挥，业务考试不及格就剥夺评优晋级资格……最让人心寒的一封，是县一中的年轻教师写的，说自己因为给学生多讲了一个历史典故，被督查组通报批评，扣了三个月绩效，现在整夜失眠，不敢进教室。

    黄江北捏着这些轻飘飘的信纸，却觉得沉甸甸的。他没声张，第三天一早便换上一身半旧的夹克，让司机把车停在离县一中一公里外的巷子里，步行往校园走去。

    正是中午午休时间，本该是校园最安静的时候，可县一中的教学楼里，每个教室都亮着灯。黄江北贴着窗户往里看，学生们一个个趴在课桌前刷题，有的揉着发红的眼睛，有的打着哈欠强撑，连头都不敢抬。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里，传来班主任严厉的训斥声，一个戴眼镜的女生低着头，手里攥着作业本，肩膀微微发抖——她不过是课间趴在桌上打了个盹，就被揪到办公室补作业。

    他又辗转去了三十公里外的乡下教学点。刚进校门，就听见一阵压抑的哭声。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，坐在操场的台阶上抹眼泪。见黄江北穿着便装，不像领导，她才哽咽着说出原委：孩子发烧到三十九度，她想请假回家照顾，校长却拿着教育局的抽查文件，说“督查组随时会来，缺岗就通报处分”。“我是老师，也是母亲啊，”女教师的眼泪砸在孩子的棉袄上，“在罗刹，我们好像连做母亲的资格都被剥夺了。”

    黄江北站在寒风里，看着空荡荡的操场，看着教学点斑驳的墙壁，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头顶。接风宴后的深夜拦路、信访办里的匿名举报、暗访时的亲眼所见，三条线索拧成一股绳，将罗刹县教育系统的沉疴痼疾，赤裸裸地展现在他眼前。

    他攥紧了手里的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走访见闻。暮色四合时，黄江北站在县教育局的楼下，望着办公楼里亮着的灯火，低声重复着那句话：“无所不用其极的压榨和剥削。”

    指尖微微颤抖，心里却已然有了决断：这罗刹的沉疴痼疾，他必须治，也一定要治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