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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血色诏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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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(公历1898年9月21日),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。北京城还在沉睡,或者说,在一种不祥的死寂中屏息。
突然,急促、整齐、沉重的脚步声,像闷雷一样碾过东华门外的石板御道,由远及近。火光跃动,映出一队队持枪荷戈、全副武装的兵丁。这是步军统领衙门的巡捕五营,以及神机营的部分旗兵。他们沉默而迅猛地控制了紫禁城各门,尤其是光绪帝居住的瀛台通往外界的所有通道。宫门被从外部加锁,守卫被替换。
没有圣旨,没有明发上谕。一切都在沉默与铁甲碰撞的声响中进行。颐和园通往西直门的道路上,车驾如风,那是慈禧太后连夜起驾,还宫。
天刚蒙蒙亮,一道由慈禧太后主导、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的“上谕”便已拟就,内容骇人听闻:皇帝“屡有不适,调治日浅”,太后“慈恩颐养,深宫宵旰”,为“社稷计”,不得不“训政”,即重新垂帘听政。同时,下令捉拿“结党营私,莠言乱政”的康有为、梁启超及其同党。
政变,在绝大多数人尚在梦中的时刻,已然完成。
二
消息像瘟疫一样,在天亮后迅速传遍京官士绅的圈子。粤东会馆、南海会馆首当其冲,早已被兵丁围得水泄不通,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前一日已闻风潜逃出京,扑了个空。搜捕范围迅速扩大。
浏阳会馆所在的北半截胡同,却异样地安静。会馆大门紧闭,院内,那棵老槐树下,谭嗣同独自坐着,面前一只铜盆,盆中火焰正吞噬着一叠叠信札、文稿、书籍。
火光映着他平静得近乎肃穆的脸。他烧得很仔细,确保每一页都化为灰烬,不留下任何可能牵连友人的字句。那里面有他与陈三立、梁启超等人的往来信件,有湖南同仁的联络名单,有未及上呈的变法条陈,也有《仁学》的部分修订手稿。纸灰随着热气升腾,像灰色的蝴蝶,在他衣衫上盘旋,然后寂灭。
他想起昨夜。当林旭脸色惨白、踉跄着冲进会馆,带来宫闱巨变、全城搜捕的确切消息时,梁启超、康广仁等人力劝他即刻离京,避往日本使馆或设法出城。
“复生兄!快走!留得青山在!”梁启超几乎是在嘶吼,眼中布满血丝。
谭嗣同却摇了摇头,目光坚定如铁:“卓如,你们走吧。不有行者,无以图将来;不有死者,无以酬圣主。今南海(康有为)之生死未可卜,程婴、杵臼,吾与足下分任之。”他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包银两和几封介绍信塞给梁启超,“速从东交民巷走,迟则生变!”
众人苦劝,甚至欲强行拉他走。谭嗣同勃然变色,按剑道:“各国变法,无不从流血而成。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,请自嗣同始!”声震屋檐,众人知其志不可夺,含泪离去。
此刻,故友星散,独对孤灯残火。谭嗣同心中并非没有恐惧,那是对死亡本能的敬畏。但一种更强大的、近乎殉道般的宁静压制了它。他早就预见了这一天,从写下“冲决网罗”的那一刻起,从夜访袁世凯却心生疑虑的那一刻起,甚至更早,从他决意与旧世界为敌的那一刻起。这条路,注定要以血祭奠。
“大人!”会馆老仆跌跌撞撞跑进来,声音发抖,“外面……外面来了好多官兵!把胡同两头都堵了!”
谭嗣同站起身,最后看了一眼盆中将熄的余烬,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衫,那是夫人李闰为他北上缝制的秋袍,青色,已略显旧,却整洁挺括。
“开门。”他平静地说。
三
几乎是北京政变的同时,湖南巡抚衙门也笼罩在一片前所未有的恐慌与死寂中。
陈宝箴瘫坐在太师椅上,手中拿着幕僚刚刚译出的、来自京城相熟官员的密电,短短数行字:“太后训政,皇上被禁瀛台。康梁在逃,谭、林、杨、刘四章京被捕。新政尽废。祸且不测,速自为计。”
数月来的担忧,最坏的预想,竟以如此迅猛残酷的方式成为现实。皇上被囚!谭嗣同下狱!新政尽废!这不仅仅是变法失败,这是一场政治清洗的开始,而他们父子,作为地方上最具影响力的维新派,首当其冲。
陈三立侍立在一旁,脸色苍白如纸,但腰背依旧挺直。他脑海中闪过岳麓山上谭嗣同激昂的面容,闪过时务学堂开学时的喧闹,闪过无数个与父亲商议新政细节的夜晚……一切,都随着这封电报,轰然倒塌。
“父亲……”他声音干涩。
陈宝箴仿佛瞬间老了许多,他缓缓抬起头,看着儿子,眼中不再是封疆大吏的威严,而是一位深知大祸临头的老父的悲凉与决断:“立儿,朝廷……不会放过我们。湖南新政,树敌太多。王先谦、叶德辉等人,此刻定已弹章如雪片飞往京城。罢官夺职,恐是最轻的处罚。”
“儿子知道。”陈三立深吸一口气,“新政乃为国为民,儿子与父亲同心,无怨无悔。只是……复生兄他们……”他喉头哽咽,说不下去。谭嗣同被捕,凶多吉少,那是他肝胆相照的挚友!
陈宝箴闭上眼,两行浊泪从眼角滑落。“复生……刚烈之士,恐难幸免。”他复又睁开,目光变得锐利而急促,“立儿,你即刻去办几件事:一,将所有与京城、康梁、时务学堂激进言论相关的公文、信函、文稿,全部秘密焚毁,片纸不留。二,嘱咐黄公度、熊秉三(希龄)等人,近期务必深居简出,谨言慎行。三……家中妇孺,稍作收拾,但不必惊慌,未得明旨,不可妄动。”
陈三立一一记下,他知道,这是父亲在风暴来临前,为家族、为同仁所做的最后努力,是在尽最大可能减少损失与牵连。
“还有,”陈宝箴声音更低,带着无尽的疲惫,“你……也做好准备。为父的顶戴,怕是保不住了。你的前程……也尽毁于此。往后,便是布衣生涯,田园之想了。”
陈三立跪倒在地,向父亲重重磕了一个头:“儿子不孝,累及父亲!然儿子不悔!纵使田园布衣,亦当谨守父亲教诲,读书明理,教养子弟,以待天时!”
父子相对,无语凝噎。窗外,长沙的天空不知何时阴云密布,闷雷隐隐滚过湘江上空,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。
四
消息传到上海北山楼,已是当日傍晚。吴保初是从一位在电报局任职的朋友那里,最早得知片段消息的。他起初不敢相信,待看到陆续送来的报纸号外和更多私人信函的印证,顿时如坠冰窟。
他把自己关在二楼书房,窗帘拉得严严实实,仿佛这样就能隔绝外界的风暴。房间里没有点灯,只有雪茄烟头在黑暗中明灭不定,映着他惨白失神的脸。
谭嗣同被捕!皇上被囚!太后训政!康梁被通缉!……每一个词都让他浑身颤抖。他想起松筠庵的签名,想起与谭、梁等人的交往,想起自己北山楼沙龙里那些常常口无遮拦的议论……这些,是否都已成为罪证?朝廷的缇骑,会不会某一天也敲响北山楼的门?
巨大的恐惧攫住了他。那不是对死亡的恐惧,而是对失去现有生活、失去爵位体面、沦为阶下囚或丧家犬的恐惧。他仿佛已经看到族中长辈失望乃至愤怒的眼神,看到世人嘲讽的嘴脸,看到自己落魄跌倒的惨状。
他猛地拉开抽屉,翻出那些与维新派友人往来的信件,手忙脚乱地想要焚毁。然而拿起火柴的手却抖得厉害,几次都擦不着火。好不容易点燃,却又怕烟雾引起邻居或潜在监视者的注意,慌忙又用水浇灭,将湿漉漉、墨迹模糊的纸团胡乱塞进炭盆深处,用灰盖住。
他瘫坐在椅子上,大口喘着气。怎么办?怎么办?文廷式老师此刻何在?是否安全?章太炎那些人,会不会牵连自己?袁世凯……对,袁世凯!他忽然想起那位世交,如今显然是后党红人。要不要……要不要写信给他,表明心迹,澄清关系,甚至……揭发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以自保?
这个念头让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羞耻,但求生的本能与对未来的恐惧,又让这念头顽强地滋生。他在黑暗中痛苦地蜷缩起来,脑子里乱成一团麻。去信袁世凯,或许能暂保平安,但从此便将与昔日同道彻底割裂,背上叛卖之名;不去信,坐等可能到来的灾祸……
“少爷,”老仆在门外小心翼翼地问,“晚饭……”
“走开!别来烦我!”吴保初失控地咆哮道,声音尖厉而绝望。
老仆噤声退下。黑暗中,只剩下吴保初粗重的喘息和无法抑制的、低低的呜咽。北山楼第一次,被主人内心最深层的恐惧所笼罩。
五
丁惠康得知消息,比吴保初稍晚,但同样是通过电报和次日清晨的报纸。他当时正在“寿安堂”后院查看新一批药材的炮制。伙计将报纸送来,他瞥了一眼头版标题,手上的动作顿住了。
他默默读完那简短而震撼的报道,脸上依旧没有什么剧烈的表情变化,只是眼神更深邃了些,仿佛一口古井,投下巨石,能激起深沉的回响。
他放下药材,洗净手,对一旁的掌柜福伯说:“今日我有些不适,前面门诊上的诊务,烦劳您多费心。”然后,便独自回到了丁府书房。
他关上门,却没有像吴保初那样陷入恐慌,也没有像陈三立那样紧急处置什么。他只是静静地坐在书案后,目光扫过满架的书籍,最后落在那本厚厚的、贴满剪报和文字分析的册子上。他翻到最新一页,那里还贴着《明定国是诏》和他的分析。如今,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,不,已成了流血事件的背景。
他提起笔,想写点什么,却半晌落不下去。最终,只在空白的纸页上,写下一行字:
“戊戌八月,变法中辍,六君子死。诊断未明,药石妄投,而病人体弱,遂至厥逆。医者殉,可悲;病者危,可叹;后来者,当鉴之。”
写罢,他搁下笔,走到窗前。窗外的阳光依然明媚,市声喧嚣。远处码头,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轮船正鸣笛启航,驶向浩渺的海洋。那是一个他虽不理解、却以其理性和力量改变着世界的文明。
他想起了谭嗣同。那个在岳麓山上目光如闪电、声称要“冲决网罗”的激烈书生。他曾觉得谭嗣同过于空想、过于激进。然而此刻,当谭嗣同真的选择以血祭奠理想时,丁惠康心中涌起的,竟不是对其“鲁莽”的批评,而是一种复杂的敬意与悲哀。那是他永远无法做到的决绝。他自己选择的,是一条更漫长、更安静、或许也更“安全”的路,但在这历史巨变的惊涛骇浪面前,也显得如此微不足道。
“嗣同兄……一路走好。”他望着北方,低声说了一句。声音里没有激昂,只有一种洞悉了某种历史必然性后的、深沉的无奈与寂寥。
他知道,一个时代结束了。一个充满躁动、希望、争论与流血的时代,猝然落幕。而他,以及无数像他一样的人,将被抛入一个更加晦暗不明、前途未卜的新时空里。他的实验,他的研究,他试图以科学救国的微末星火,在这时代转折的狂风暴雨中,又能照亮多大的方寸之地呢?
他轻轻拉上了窗帘,将喧嚣与阳光隔绝在外。书房内重归寂静与幽暗,只有他独自一人,面对着无边无际的、关于家国与个人命运的沉默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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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圣旨,没有明发上谕。一切都在沉默与铁甲碰撞的声响中进行。颐和园通往西直门的道路上,车驾如风,那是慈禧太后连夜起驾,还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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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变,在绝大多数人尚在梦中的时刻,已然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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浏阳会馆所在的北半截胡同,却异样地安静。会馆大门紧闭,院内,那棵老槐树下,谭嗣同独自坐着,面前一只铜盆,盆中火焰正吞噬着一叠叠信札、文稿、书籍。
火光映着他平静得近乎肃穆的脸。他烧得很仔细,确保每一页都化为灰烬,不留下任何可能牵连友人的字句。那里面有他与陈三立、梁启超等人的往来信件,有湖南同仁的联络名单,有未及上呈的变法条陈,也有《仁学》的部分修订手稿。纸灰随着热气升腾,像灰色的蝴蝶,在他衣衫上盘旋,然后寂灭。
他想起昨夜。当林旭脸色惨白、踉跄着冲进会馆,带来宫闱巨变、全城搜捕的确切消息时,梁启超、康广仁等人力劝他即刻离京,避往日本使馆或设法出城。
“复生兄!快走!留得青山在!”梁启超几乎是在嘶吼,眼中布满血丝。
谭嗣同却摇了摇头,目光坚定如铁:“卓如,你们走吧。不有行者,无以图将来;不有死者,无以酬圣主。今南海(康有为)之生死未可卜,程婴、杵臼,吾与足下分任之。”他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包银两和几封介绍信塞给梁启超,“速从东交民巷走,迟则生变!”
众人苦劝,甚至欲强行拉他走。谭嗣同勃然变色,按剑道:“各国变法,无不从流血而成。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,请自嗣同始!”声震屋檐,众人知其志不可夺,含泪离去。
此刻,故友星散,独对孤灯残火。谭嗣同心中并非没有恐惧,那是对死亡本能的敬畏。但一种更强大的、近乎殉道般的宁静压制了它。他早就预见了这一天,从写下“冲决网罗”的那一刻起,从夜访袁世凯却心生疑虑的那一刻起,甚至更早,从他决意与旧世界为敌的那一刻起。这条路,注定要以血祭奠。
“大人!”会馆老仆跌跌撞撞跑进来,声音发抖,“外面……外面来了好多官兵!把胡同两头都堵了!”
谭嗣同站起身,最后看了一眼盆中将熄的余烬,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衫,那是夫人李闰为他北上缝制的秋袍,青色,已略显旧,却整洁挺括。
“开门。”他平静地说。
三
几乎是北京政变的同时,湖南巡抚衙门也笼罩在一片前所未有的恐慌与死寂中。
陈宝箴瘫坐在太师椅上,手中拿着幕僚刚刚译出的、来自京城相熟官员的密电,短短数行字:“太后训政,皇上被禁瀛台。康梁在逃,谭、林、杨、刘四章京被捕。新政尽废。祸且不测,速自为计。”
数月来的担忧,最坏的预想,竟以如此迅猛残酷的方式成为现实。皇上被囚!谭嗣同下狱!新政尽废!这不仅仅是变法失败,这是一场政治清洗的开始,而他们父子,作为地方上最具影响力的维新派,首当其冲。
陈三立侍立在一旁,脸色苍白如纸,但腰背依旧挺直。他脑海中闪过岳麓山上谭嗣同激昂的面容,闪过时务学堂开学时的喧闹,闪过无数个与父亲商议新政细节的夜晚……一切,都随着这封电报,轰然倒塌。
“父亲……”他声音干涩。
陈宝箴仿佛瞬间老了许多,他缓缓抬起头,看着儿子,眼中不再是封疆大吏的威严,而是一位深知大祸临头的老父的悲凉与决断:“立儿,朝廷……不会放过我们。湖南新政,树敌太多。王先谦、叶德辉等人,此刻定已弹章如雪片飞往京城。罢官夺职,恐是最轻的处罚。”
“儿子知道。”陈三立深吸一口气,“新政乃为国为民,儿子与父亲同心,无怨无悔。只是……复生兄他们……”他喉头哽咽,说不下去。谭嗣同被捕,凶多吉少,那是他肝胆相照的挚友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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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三立一一记下,他知道,这是父亲在风暴来临前,为家族、为同仁所做的最后努力,是在尽最大可能减少损失与牵连。
“还有,”陈宝箴声音更低,带着无尽的疲惫,“你……也做好准备。为父的顶戴,怕是保不住了。你的前程……也尽毁于此。往后,便是布衣生涯,田园之想了。”
陈三立跪倒在地,向父亲重重磕了一个头:“儿子不孝,累及父亲!然儿子不悔!纵使田园布衣,亦当谨守父亲教诲,读书明理,教养子弟,以待天时!”
父子相对,无语凝噎。窗外,长沙的天空不知何时阴云密布,闷雷隐隐滚过湘江上空,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。
四
消息传到上海北山楼,已是当日傍晚。吴保初是从一位在电报局任职的朋友那里,最早得知片段消息的。他起初不敢相信,待看到陆续送来的报纸号外和更多私人信函的印证,顿时如坠冰窟。
他把自己关在二楼书房,窗帘拉得严严实实,仿佛这样就能隔绝外界的风暴。房间里没有点灯,只有雪茄烟头在黑暗中明灭不定,映着他惨白失神的脸。
谭嗣同被捕!皇上被囚!太后训政!康梁被通缉!……每一个词都让他浑身颤抖。他想起松筠庵的签名,想起与谭、梁等人的交往,想起自己北山楼沙龙里那些常常口无遮拦的议论……这些,是否都已成为罪证?朝廷的缇骑,会不会某一天也敲响北山楼的门?
巨大的恐惧攫住了他。那不是对死亡的恐惧,而是对失去现有生活、失去爵位体面、沦为阶下囚或丧家犬的恐惧。他仿佛已经看到族中长辈失望乃至愤怒的眼神,看到世人嘲讽的嘴脸,看到自己落魄跌倒的惨状。
他猛地拉开抽屉,翻出那些与维新派友人往来的信件,手忙脚乱地想要焚毁。然而拿起火柴的手却抖得厉害,几次都擦不着火。好不容易点燃,却又怕烟雾引起邻居或潜在监视者的注意,慌忙又用水浇灭,将湿漉漉、墨迹模糊的纸团胡乱塞进炭盆深处,用灰盖住。
他瘫坐在椅子上,大口喘着气。怎么办?怎么办?文廷式老师此刻何在?是否安全?章太炎那些人,会不会牵连自己?袁世凯……对,袁世凯!他忽然想起那位世交,如今显然是后党红人。要不要……要不要写信给他,表明心迹,澄清关系,甚至……揭发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以自保?
这个念头让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羞耻,但求生的本能与对未来的恐惧,又让这念头顽强地滋生。他在黑暗中痛苦地蜷缩起来,脑子里乱成一团麻。去信袁世凯,或许能暂保平安,但从此便将与昔日同道彻底割裂,背上叛卖之名;不去信,坐等可能到来的灾祸……
“少爷,”老仆在门外小心翼翼地问,“晚饭……”
“走开!别来烦我!”吴保初失控地咆哮道,声音尖厉而绝望。
老仆噤声退下。黑暗中,只剩下吴保初粗重的喘息和无法抑制的、低低的呜咽。北山楼第一次,被主人内心最深层的恐惧所笼罩。
五
丁惠康得知消息,比吴保初稍晚,但同样是通过电报和次日清晨的报纸。他当时正在“寿安堂”后院查看新一批药材的炮制。伙计将报纸送来,他瞥了一眼头版标题,手上的动作顿住了。
他默默读完那简短而震撼的报道,脸上依旧没有什么剧烈的表情变化,只是眼神更深邃了些,仿佛一口古井,投下巨石,能激起深沉的回响。
他放下药材,洗净手,对一旁的掌柜福伯说:“今日我有些不适,前面门诊上的诊务,烦劳您多费心。”然后,便独自回到了丁府书房。
他关上门,却没有像吴保初那样陷入恐慌,也没有像陈三立那样紧急处置什么。他只是静静地坐在书案后,目光扫过满架的书籍,最后落在那本厚厚的、贴满剪报和文字分析的册子上。他翻到最新一页,那里还贴着《明定国是诏》和他的分析。如今,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,不,已成了流血事件的背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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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戊戌八月,变法中辍,六君子死。诊断未明,药石妄投,而病人体弱,遂至厥逆。医者殉,可悲;病者危,可叹;后来者,当鉴之。”
写罢,他搁下笔,走到窗前。窗外的阳光依然明媚,市声喧嚣。远处码头,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轮船正鸣笛启航,驶向浩渺的海洋。那是一个他虽不理解、却以其理性和力量改变着世界的文明。
他想起了谭嗣同。那个在岳麓山上目光如闪电、声称要“冲决网罗”的激烈书生。他曾觉得谭嗣同过于空想、过于激进。然而此刻,当谭嗣同真的选择以血祭奠理想时,丁惠康心中涌起的,竟不是对其“鲁莽”的批评,而是一种复杂的敬意与悲哀。那是他永远无法做到的决绝。他自己选择的,是一条更漫长、更安静、或许也更“安全”的路,但在这历史巨变的惊涛骇浪面前,也显得如此微不足道。
“嗣同兄……一路走好。”他望着北方,低声说了一句。声音里没有激昂,只有一种洞悉了某种历史必然性后的、深沉的无奈与寂寥。
他知道,一个时代结束了。一个充满躁动、希望、争论与流血的时代,猝然落幕。而他,以及无数像他一样的人,将被抛入一个更加晦暗不明、前途未卜的新时空里。他的实验,他的研究,他试图以科学救国的微末星火,在这时代转折的狂风暴雨中,又能照亮多大的方寸之地呢?
他轻轻拉上了窗帘,将喧嚣与阳光隔绝在外。书房内重归寂静与幽暗,只有他独自一人,面对着无边无际的、关于家国与个人命运的沉默思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