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秋天，马伏山的风比往常年都要凉一些。

    大会结束后，学生们欢呼雀跃，老师们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朱玲拉着我的手，兴奋地说：“姚哥，太好了，小偷被抓到了，我们以后可以安心在这里教书了。”

    我看着她灿烂的笑容，心里也跟着温暖起来。深秋这起盗窃案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，打乱了我们平静的生活，让我们经历了惊慌和担忧，但也让我们看到了师生之间、邻里之间的互助和团结。尤其是那邹玲妹子，不计前嫌，与我们重归于好，最让我们感动和钦佩。我知道，她与那位区领导的小舅子彻底断勾了，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也让我高兴。让那位有权有势的人看清楚，我们这些底层人不会轻易向权势低头，过着应该过的日子。仗势欺人的时代，一去不复返。

    那天下午，阳光终于穿透了雾气，洒在操场上，温暖而明亮。我和朱玲、邹玲坐在香樟树下，看着学生们在操场上嬉戏打闹，听着教室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，心里充满了安宁。朱玲从提包里拿出岳母炖的腊猪蹄，分给我们吃，香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

    “你说，咱们以后要不要把存折换成卡？”朱玲咬了一口腊猪蹄，问道。

    “当然，”我笑着说，“等补办了新存折，就去银行办卡，这样更安全。我以前在广州都是办卡。”

    邹玲也笑着说：“以后我也把现金存起来，用卡保存，放在宿舍里，总觉得不踏实。”

    风一吹，香樟树的叶子落了下来，落在我们的肩上。我看着远处的马伏山，山峰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，清流河的水潺潺流淌，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

    我知道，这起盗窃案会成为我们记忆里的一个印记，提醒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惊慌和有惊无险。而那把新换的锁，不仅锁住了宿舍的门，也锁住了我们对安全的渴望，和对这份山区教育事业的坚守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每当我看到学生们纯真的笑脸，听到他们琅琅的读书声，就会觉得，所有的付出和坚守都是值得的。

    深秋的阳光里，清流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生机。那些被撬坏的锁痕，终究会被岁月抚平，而我们在这场风波中收获的团结、坚强和温暖，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，成为往后岁月里最珍贵的财富。

    冬季来临前一周，校长在教职工会上宣布：“从本学期开始，姚爽老师的教学任务适当减轻，主要精力放在教导处的日常管理工作上。”

    话音刚落，底下一阵窃窃私语。有人抬头看我，有人低头记笔记，还有人意味深长地笑。我心里有点发虚，又有点暗暗高兴——毕竟，从一个普通任课老师，到“主要精力放在教导处”，这在清流学校，算是半个提拔。

    “减轻工作量”这几个字，对我来说，诱惑不小。

    散会后，教导主任钟明远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姚爽，好好干，以后教导处这块，少不了你。”

    他说话不急不躁，我感觉他看出了什么，好似隔岸观火，意味深长。自他教导主任一职被免后，他就没有跟我说过好听的话。

    校长找我谈话那天，办公室里光线有些暗。窗外的梧桐树叶已经开始发黄，风吹过，叶子一片片落下来。

    “姚爽，”校长点燃一支烟，抽了一口，“教导处不能没人管。现在局里抓普九达标抓得紧，各种材料、数据、档案都要整理。你年轻，文化水平高，以前在铁钉中学也干过类似的工作，经验丰富。我跟教办汇报了，先由你临时负责教导处的工作。”

    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：“校长，我……我怕干不好。”

    “谁一开始都会怕。”校长喝了一口茶水，“学校现在这个情况，你不上，谁上？先干着，等以后有合适的人选，再调整。”

    话说到这份上，我也不好再推辞。毕竟我是他的学生啊。

    所谓“临时负责教导处工作”，说好听点是重用，说难听点，就是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。

    以前钟明远在的时候，很多杂事他都能挡一挡。现在他一走，上面的文件、通知、检查、报表，一股脑全压到了我头上。

    普九达标，全名是“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达标验收”。上面要求：适龄儿童入学率要达到多少，辍学率要控制在多少，生均建筑面积要达标，图书册数要达标，实验器材要达标，教师学历要达标……一大堆指标，每一项都要材料支撑，每一份材料都要写得“有根有据，有血有肉”。

    我白天上课，负责实验室工作，晚上整理材料。教导处的工作，又不能拖。每天晚上，我都要在办公室待到十一二点。

    办公室的灯是那种老式日光灯，一开就“嗡嗡”响，光线惨白。桌上堆着一摞摞档案盒、表格、材料。窗外是黑沉沉的马伏山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。

    我把每一个学生的学籍档案重新核对了一遍，生怕有遗漏。辍学学生要登记造册，注明原因；转入转出的学生要有手续；留守儿童要有专门的统计表。每一张表都要签字、盖章、归档。

    除了表格，还有各种“汇报材料”“自查报告”“迎检方案”“工作总结”。

    “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我校在普九达标工作中，坚持以***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……”这种套话，我以前写得不多，现在却要天天写。

    我常常写着写着，就开始发呆。

    有一天晚上，已经快十一点了，我还在办公室改材料。门被轻轻推开，一股饭菜的香味钻了进来。

    “还没忙完啊？”是朱玲。

    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有些意外。

    “我下班路过，看你办公室灯还亮着，就来看看。”她把手里的保温桶放在桌上，“给你带了点吃的，热乎的。”

    她打开保温桶，里面是一碗鸡蛋面，还有几根青菜。热气升腾起来，在惨白的灯光下，显得格外温暖。

    “你还没吃饭吧？”她问。

    我这才想起，晚饭只在食堂随便扒了两口。

    “快吃，一会儿凉了。”她坐在旁边，看着我。

    我端起碗，吸了一口面，烫得直咧嘴。朱玲笑着递给我一张纸巾：“慢点吃。”

    “你怎么知道我还在忙？”我问。

    “你这几天，天天这么晚。”她说，“上次你说普九验收快到了，我就猜到你肯定又要熬夜。”

    我埋头吃面，心里一阵发酸。

    吃完饭，她帮我把桌上的材料整理了一下，又把空碗洗干净。

    “要不，我先回去了，你也别太晚。”她拿起外套，“注意身体。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我点点头。

    她走到门口，又回头：“姚爽。”

    “嗯？”

    “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能做多少做多少，身体要紧。”

    我看着她，笑了笑：“知道了。”

    门关上，办公室又恢复了安静。我看着桌上整齐了一些的材料，心里却比刚才踏实多了。

    那段时间，我常常想起多年前在铁钉中学的日子。铁钉中学在县城边上，是一所普通高中。那年，学校要搞“省重点高中达标验收”，我刚参加工作不久，被抽去整理材料。那是一个漫长的暑假。校园里空荡荡的，知了在树上叫得人心烦。我和另外几个老师，天天泡在办公室里，整理档案、写材料、做展板。为了弄清楚一个数据，我们要翻遍几年的记录；为了写好一份汇报材料，我们要改上十几遍。晚上加班到凌晨是常事，困了就在桌上趴一会儿。

    有一次，为了拍几张学校的照片做宣传板，我们去了后河。后河是县城外的一条河，河水很深，平时很少有人去。那天天气很热，我们拍完照片，有人提议去河里游泳。

    我本来不想去，但架不住那位度蜜月的龙小平老师缠绕，就跟着下了水。

    刚下去的时候，水很凉，但还能够支持。当往深处游泳时，暴雨后的水流湍急，他紧张起来，开始落水，我去救他，他却紧紧地抱住我的脖子，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。

    此时水一下子变得冰凉刺骨。我拼命想挣脱，却怎么也挣不开，于是让身体开始往下沉，试探他有什么反应。还好，他果然把我放下了，让我脱险。我再也不能让他抱住我了。但也不顾一切地从后面推他身子，一个劲地往岸边赶。他终于得救了，我也就没有心理负担了。

    上岸后，我们躺在沙滩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心还在“砰砰”直跳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全是后河深水区的黑暗和冰冷。如果反应慢一点，我们可能就没命了。我最后怕的是，自己还没有结婚生子，真把自己丢在深水区，那样 悲剧发生后，我的父母怎么度过这一难？简直不敢想下去。和那次相比，现在的普九验收，虽然辛苦，却至少没有生命危险。想到这里，我苦笑了一下，又拿起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