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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第811章 讨论与波动

    作品:《重生后我只做正确选择

            这场咖啡间的讨论,仅仅是中层级管理者反应的一个缩影。

        在各个部门的办公室、会议室、甚至食堂角落,类似的场景不断上演:

        供应链体系的总监在紧急评估新架构下,全球物料采购和产能分配的决策链是否会变得更长、更复杂。

        地区部的负责人则在焦虑,轮值董事长每半年更换,是否会影响海外重大项目的连续性和客户关系的稳定性。

        财务体系的负责人开始重新设计预算审批流程,以适配新的三层决策机制。

        战略Marketing部门则在疯狂准备Q&A材料,以应对来自客户、合作伙伴、媒体、分析师的汹涌问询。

        中层管理者们普遍感受到一种混合着机遇、焦虑、期待和压力的复杂情绪。

        他们必须比高层更快地适应新规则,重新校准自己的业务战略和人际关系网络,以确保自己和团队的成果能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得到认可和资源倾斜。

        到了第四天午后,关于董事会改组的话题,终于如同细雨般滴落到了广大基层工程师、客户经理、行政支持人员的层面。

        在开放式办公区的卡座间、在拥挤的食堂排队时、在吸烟区的片刻放松中,开始零星听到相关的讨论。

        “嘿,特大新闻!公司要搞‘轮值皇帝’了!以后董事长轮流当!”一个95后的软件开发工程师煞有介事地对旁边的同事说。

        “切,听着跟过家家似的。谁当‘皇帝’,咱们的代码bUg能自己消失吗?版本能自动交付吗?”他的同事,一个更资深的测试工程师,头也不抬地吐槽,更关心眼前的测试用例。

        “不一样好吧!听说默总进核心权力圈了!牛逼!这说明咱们技术人也有出头天!”年轻工程师反驳道,语气中带着与有荣焉的兴奋。

        “陈总是厉害,我服气。‘渡河’那时候,他跟咱们一起熬通宵改方案的样子我还记得。”测试工程师终于抬起头。

        “不过,大佬们怎么排座次,离咱们太远。

        只要项目奖金按时发,决策别瞎指挥,能让咱们安心搞技术,谁在上面,其实没那么重要。”

        一个正好路过的产品经理听到了,插话道:

        “影响还是有的。

        决策机制变了,意味着产品战略方向、资源投入重点可能会调整。

        说不定咱们现在做的这个创新孵化项目,因为符合某位轮值董事长的战略思路,预算就直接翻倍了。

        或者,某个一直不被看好的技术路线,突然就迎来春天了。”

        “得了吧,”测试工程师再次展现了他的务实,或者说悲观。

        “领导一动,下面乱套。

        我只希望别又搞出一堆新的汇报、新的流程、新的PPT模板来折腾咱们。

        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呼叫炮火,别让呼叫炮火的流程变得比打仗还累就行。”

        这番对话颇具代表性。

        对于绝大多数基层员工而言,高层的权力更迭更像是一则值得关注的“公司新闻”,他们会好奇、会议论、会为与自己相关的领导晋升感到高兴。

        但最终,他们的焦点仍然会落回到具体的工作任务、项目进度、绩效考核和薪酬奖金上。

        然而,这种看似“事不关己”的淡定,其底层恰恰是华兴经过多年锤炼形成的强大“制度自信”。

        员工们相信,无论顶层如何设计,公司成熟的IPD(集成产品开发)、LTC(线索到回款)、ITR(问题到解决)等流程体系能够保障业务的正常运行;

        他们相信以责任结果为导向的绩效文化不会轻易改变;

        他们相信公司的“以奋斗者为本”的价值分配理念能够得到贯彻。

        这种对组织系统的深度信任,是华兴能够经受住任何顶层风暴冲击的压舱石。

        几乎在总部消息传出的同时,越洋电话和邮件就塞满了总部各对外接口部门的信箱。

        欧洲地区部总裁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徐平办公室。

        被告知徐总在开会后,又转到了对应的协调部门:

        “新的轮值制度下,我们与欧洲本土大T(电信运营商)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,审批权限是在常董会还是战略委员会?

        我们需要提前做好预案,这些客户的决策周期很长,不能因为我们的内部流程变化而影响签约。”

        北美代表处的负责人则更加焦虑,他的信息充满了危机感:

        “在这个敏感时期,任何治理结构的变动都可能被西方媒体和政客恶意解读为‘内部控制不稳’或‘为应对制裁做准备’。

        总部必须提供一套滴水不漏的统一说辞和应对预案,我们需要立刻对关键客户和合作伙伴进行预沟通,不能等到公告发布!”

        东南亚、拉美、非洲等地区的负责人,反应相对平和,但也在积极评估影响。

        他们在内部会议上讨论:

        “新的轮值董事长中,谁更重视新兴市场?

        我们的资源申请报告是否需要调整侧重点以适应新的决策层偏好?”

        “本地化创新的自主权是会扩大还是收缩?”

        一时间,总部战略部、市场部、人力资源部、财务部等几乎所有职能部门,都接到了来自海外分支的问询。

        一场全球性的内部沟通和安抚工作迅速展开。

        各部门协同作战,准备材料,统一口径,强调变革的积极意义和连续性,以稳定全球军心,确保业务不因总部变革而受到扰动。

        在这场波及全公司的震荡中,董事长办公室、集团秘书处、人力资源委员会、财务委员会等支撑部门,如同航母的引擎室,在公众视野之外开始了极限运转。

        郑非的秘书团队变成了最高效的调度中心。

        他们密集地安排着一对一的沟通会,确保每一位核心高管都能与郑非或徐平进行深入交流,透彻理解改革背后的深意,化解潜在的抵触情绪。

        集团秘书处则都快成了“立法”机构。

        大量的律师、秘书官熬夜奋战,字斟句酌地修订《华兴公司治理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授权管理规定》等根本大法。

        每一个条款的修改都关乎未来数年的权力运行,必须既体现改革精神,又确保合法合规,经得起最严格的审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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